忆当年,老放映员的电影情结人民资讯

回顾电影工作历程，老电影工作者“回望过去”座谈会

贵阳曾经的河滨剧场

一秒24格的胶片，在放映机嗒嗒嗒地转动中，将一段段故事投射在白色银幕上。

一束光亮起，一个场景竟活灵活现地动起来了……

看电影，在今天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在过去，却是一件奢侈的事。

上世纪60-70年代，一群贵州电影人在一线忙碌地工作着，他们扛着放映机、扩音器、胶片等设备，将电影输送到各村各寨，让更多的贵州人在红色电影中领悟红色革命精神。

他们是宣传战线“轻骑兵”

过去，走进村寨、社区、厂矿放映的露天电影，是最普遍的看电影的形式。电影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宣传手段，老电影工作者因此都被称为宣传战线的“轻骑兵”。老放映员郑志明说：“当时关于党中央的文件涉及农村、大队的内容，我们都需要宣传到位。在电影放映前，必须要做好文件的宣读、精神的传达。同时，我们要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好人好事，有时候这些好人好事我们还要做成幻灯片放映在银幕上。”红色电影在那个年代影响了很多人，对国家正能量的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电影在那个年代都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开重要会议后，要播放电影；外宾来访，要放电影；投票选党委书记，也要放电影。李善桥告诉记者：“当时给重要嘉宾放电影或者去参与重要会议后的放映，都需要政审。”在时代背景下，被多部红色电影熏陶的人们，心里都充满了激情及正能量。“那时候人的思想都很单纯，扶老人过马路、送肥料到农村这些事都是发自内心的。”老放映员张绍详说，他曾在部队负责放映电影，“当时放的是《白毛女》，大家看完黄世仁的恶行后义愤填膺。看了这部电影，大家斗志增强了，部队凝聚力也增强了。”

那个年代那些黑白的光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不灭的火焰》《鸡毛信》《钢铁战士》等电影几乎被每个人所熟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战”电影成为上世纪60-70年代每位老电影人烂熟于心的影片。老放映员张绍详说：“放了几十遍了，台词到现在都还能背。”在娱乐活动单一的年代，能看一场电影是很“奢侈”的享受。《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也是那个年代的热映影片。

在乡村，最受欢迎的电影是《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我们在周边的每个公社都要放映，《槐树庄》《李双双》等是必放的影片。有些人认识我们了，追着我们走，连着看好几遍。”郑志明说：“乡亲们告诉我，不仅电影好看，里面的歌也好听，他们都是来学歌的。”

除了在正规电影院放映影片，更多的时候，老放映员都是走村串寨，到每个村、大队、深山里，为贵州各地的群众放映电影。为了让黔南、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也能听懂电影里说些什么，电影工作者还需到各地请当地人用少数民族的语言为电影配音。“当时没有几个苗族人听得明白汉语，不配音，他们就看不懂电影了。”张绍详说，当年用于录音的设备还是钢丝录音机，播放电影时，单是音频资料就是沉甸甸的一箱子。

马车运背篼背　放映设备进村寨

与数字电影放映不同，在过去，胶片光影时代，放映电影还是一个技术活。

张绍详介绍道，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电影机械厂开始试制并批量生产松花江牌35毫米固定式电影放映机。年，南京电影机械厂建成，当年6月便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影放映机——长江型16毫米流动式放映机。之后，该厂生产的“长江牌放映机”遍销全国。“我们常说的54放映机就是这个厂生产的，也是我们使用得最多的。”随后，上海成立了八一电影机械厂，广东成立了珠江电影机械厂。对每一个机械的熟悉，对每一个操作的熟练，是那个年代严谨的老电影人必备的素质。

那个时候最时兴的是露天电影，而放映一部电影需要用到发动发电机、扩音器、放映机。“光是电线都是二三十斤，而且是那种很粗的胶皮线。还有就是不能忘带变压器。”郑志明说，除此之外，每次带着设备外出放映电影，还得带足汽油。“十天半月走村串寨，几桶汽油用完了，又要跑到县城去拿。”通常，一台发动发电机就有斤重。那时候用的都是苏联54型的放映机。当然，最重要的还不能忘了拎上胶片。“一般一场电影有10-12本胶片，总重量起码是40斤以上。”老放映员李善桥说。

每次进村，搬抬设备都是一项体力活。张绍详笑道：“那个年代，如果是从甲村到乙村，都是当地村民来帮忙搬运设备。”碰到不好走的路，还得将设备拆分开，一点一点运送到目的地。“当时的路多半都是田坎路，深一脚浅一脚，很不好走。”郑志明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次去往新店镇凹河村放映电影时，就是和乡亲一起翻山越岭，用背篼将设备从悬崖峭壁上背下山去的。“我们都是贴着山壁走的，脚下就是多米深的悬崖。”为了赶路，口渴了就在田坎边捧一口田沟沟里的水喝。“那时候常常因为忙着放电影有什么吃什么，热一顿、冷一顿、饿一顿、饱一顿……”郑志明也因此落下了胃病。

在交通闭塞的过去，运输困难让看电影显得更加“金贵”。年，李善桥与同事去青岩镇马铃村放映电影。“那里路都没有，车开到了青岩口口上，就需要换马车运输设备。当地人还用轿子抬我们进去。我当时还是青壮年，不好意思坐轿子，拎着两桶胶片步行进去的。”李善桥说，看场电影不容易，他们离开时，当地农民愣是塞给他们斤红薯作为答谢。“我用包包装了一点，然后给他们一点钱表示一下。他们的心意，我们心领了。”

电影放映现场　满满的烟火味

在那个电视机和收音机还不普及的年代，看露天电影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重头戏。但凡有消息听说放映员要来，一村子的人就盼着，直到听到有人喊：来电影了，来电影了……一传十、十传百，还不等村里的大喇叭通知，就已人人皆知。乡亲们忙完农活后，便早早地吃晚饭、洗脸，然后带上孩子赶到放映场地占位子。

他们自带板凳，或者是提前搭好一排排的长凳，凳子坐满，后来的人就站着看。夏天蚊子多，还要带蒲扇。孩童们还可以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场地狭小时，有的爬到屋顶、院墙、大树上看。

银幕一挂，几百上千人就围过来了。天一擦黑，在当地村支书或生产大队队长一轮发言后，扩音器的声音响起来，一束光从放映机的位置射向银幕，久等的人群沸腾了，孩子欢快着尖叫着：开演啦！开演啦！随即，黑白色的画面就在“大白布”上动起来了。

电影放映过程中，有演员说台词的声音、观影人的笑声、议论声、孩童的哭闹声。夏天，孩子们啃着冰棍、大人们嗑着瓜子，大家觉得，看露天电影是生活中很幸福的事情。

电影放映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意外”。“有时是需要倒带，有时候是因为电线被人绊掉了，有时是因为胶片断开要接上。”老放映员李大全说，遇到大风，白色的幕布被刮得飘忽不定，电影里人的脸都变形了，这时也会引发场下一阵笑声。通常，一晚上要放两场电影。没看够的村民就追着放映员到下一个村，再看一遍。

“我记得有一次放电影前，一个老婆婆贴着银幕坐，说她眼睛不好。我给她解释老半天，她才肯往后挪。坐在幕布前什么也看不到呢！”李善桥回忆起这件事笑起来了，“那天放的是《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

张绍详也遇到一件趣事。“电影放映完了，当地人就跑到银幕后面看，围着银幕转了好几圈。他们感到奇怪，这也不是戏台子，薄薄的一层布，怎么就有人活灵活现呢？”

那些年，淋着大雨看电影

一次去厂矿放电影，放到一半遇上瓢泼大雨。李善桥心想着人群或许就此散去，没料到满场的观众淋着大雨仍坚持“听声音”。“我们立马把放映机、胶片用雨伞、雨衣挡住，胶片遇上水就废了。”李善桥说，那时观众对红色电影的渴望是大雨都淋不灭的。

还有一次去惠水先锋机械厂放映电影，也是李善桥毕生难忘的经历。结束在人民剧场的最后一场放映后已是晚上10点，他跟随三辆汽车带着胶片赶到惠水，整个学校足球场挤满人了，他根本进不去。有人从长顺赶来，还有个老阿姨是儿子用板车拉着来看电影的。李善桥绕到教学楼里，打开窗户，通过“人浪”将胶片传递到银幕下放映员的手中。通过扩音器播放的声音，球场后面的观众完全听不到。李善桥又想办法，用校内的麦克风对准扩音器，让声音通过学校广播喇叭扩散开来，终于，整个球场的观众都能听清电影对白了。

当天放完第一场电影已是凌晨3点，现场群众久久不散，希望再放一场。“如果放映第二场，需要打电话申报，但是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不容易联系上。”面对群众的热情，李善桥“擅作主张”再放了一场。

凌晨5点，天渐亮，银幕上的画面随着日出渐渐模糊。大家已经很难看清银幕上的人了，但还是“听”完了这场电影。

走村访寨的郑志明，改革开放后仍在放映一线忙碌着，“连续三天跑了几个点，总共只睡了4小时。”郑志明说，当时他们带着影片《跟踪追击》从清镇七砂（中国七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到站街农场，再从老黑山到中坝。“我们放映队的队员太困了，打瞌睡摔倒了还在继续睡，喊都喊不醒。我在放映的时候也睡着了，胶片放完了，当地人把我摇醒来换片子。”

上世纪80年代，一次“电影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也让革命老区的群众深受红色电影的鼓舞。“我们人挑人抬，把设备送到每个点上，给每个老区观众放电影。人民群众很热情。”李善桥说，这些场景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像“电影”一样。

过去放电影犹如“接力赛”

电影怎么放？在数字化电影时代，按一个按钮就完成的事儿，在胶片电影时代却需要复杂的程序。“每次打光出去之前要进行对焦、微调，保证电影放映出来是清晰的。”李大全说。

在电影放映期间，放映员得一直很专注。遇到跳片、卡片、黑光、无声等问题，立马要解决。“当时放映电影是要评比质量的。技术好，放映质量就好。”李大全说，每本胶片可连续放映10分钟。在影院放电影通常是甲乙两台机器轮流放，当甲机影片即将结束时，要迅速调整到乙机放映。“必须接得上气，不然把观众‘闪到’，就是放映事故。”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忙起来时节奏还挺紧张。

过去的电影拷贝并不多，每部电影分到贵州的拷贝仅9-10个，作为省会城市，贵阳还能分到1.5-2个拷贝。每月影院排片场次出来后，所有的影院、影厅就得计算好时间，轮流使用这为数不多的拷贝。“这叫跑片。”李大全说，在上世纪80年代，贵阳有5-6家电影院，28-29家俱乐部。“比如云岩电影院10点放映一场电影，新华电影院10点半放同一场电影，这中间的时间差，就需要云岩电影院放完第一本后，新华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立马来取走，云岩电影院接着放第二本胶片，贵阳电影院过半小时又接着这样跑，就像接力赛一样。”

电影胶片类似相机的底片，在保存时对温度、湿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且时间一长，胶片就会变脆、变质。如今，众多老电影都已转为数字电影保存，胶片电影渐渐消失，为数不多的胶片放映机、胶片电影都成了古董，被很多收藏家收藏。古董市场上，一套胶片放映机的价格多数在千万元以上。“很多老企业家都找我，想收藏老的放映设备。”张绍详说，现在贵阳留存得有两套35mm的胶片放映机，一套16mm的胶片放映机。

上世纪70年代，电影票很紧俏

郑志明回忆，年左右，贵阳的几家电影院里放映的多半是新闻简报、世界比赛的纪录片。随后，八大样板戏出现，银幕上更多的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八大样板戏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放映重点。

年，《渡江侦察记》得以翻拍，也从黑白升级为彩色电影。“上映那天，我爱人一天看了5场《渡江侦察记》。”李善桥笑说，当时家属看电影是免费的，他爱人从儿童电影院追到云岩电影院，又赶到群星电影院……一部电影可谓是“百看不厌”。

年，电影市场丰富起来。《舞台姐妹》《武训传》《江山多娇》……还有根据京剧改编的电影《苗岭风雷》在贵州也是人气十足，讲述贵州山区红军故事的《山寨火种》也受到追捧。李大全说，电影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不断丰富。上世纪80年代，第一部武功片公映了。“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观众很喜欢，还有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也是热门影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票房、口碑都好的电影。”

“一张电影票大概2角5分钱。当时，一碗肠旺面大约1角4分钱。”张绍详说，那时候，贵阳专业影院不过5、6家，而人们对看电影的热情相当高，买一张电影票与现在抢一张明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若是认识电影院工作人员，那可是了不得的事，“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外面买不到票，有时候只能找放映员才能买到票。”

从手绘海报到高清数字电影

每每有新片公映，电影院还得筹划着出一本电影介绍的册子。“根据电影内容出的，有海报、影片主要内容、演员介绍等。是32开大小的册子。”李大全说，每月贵阳电影公司出版的电影介绍都会被一抢而空。

而每部电影上映前，也有专门的美工负责将电影海报“放大”。电影美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审完片后，将中国电影总公司提供的电影海报放大复制到一个巨大的牌子上，其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广告。“那时候，每一场电影海报都是电影院美工画的，电影院里美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位。”李大全说，在不少人看来，电影海报绘制的精细度就是衡量影院实力的一个标尺。贵阳著名画家尹光中也曾做过电影美工工作。贵阳还有不少电影美工因此而走上职业画家的路。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印刷业飞速发展，手绘电影海报逐渐被印刷品取代了，电影美工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电影逐步走向室内，电影院、电视应运而生，露天电影日渐式微了。随着数字时代地到来，胶片电影同样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记忆。“现在电影更清晰了嘛！”张绍详说，数字电影可以达到8K，以前胶片只有7K的清晰度，而且不停被损耗，越来越不清晰。

时代在进步，红色电影也在发展。“每个时期，观众的需求不同，红色电影的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宣扬的中心思想都是向上的、鼓舞人心的。”李大全说，《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红色电影他们也喜爱有加，而《鸡毛信》《小兵张嘎》等老片在央视播的时候，他们也依然爱看。看电影，忆过往。

放影人名片

李大全

年12月入伍铁道兵14师66团新兵团

年至年就职于14师70团政治处电影组

年10月转业，就职于贵阳市甘荫塘影剧场

年3月就职于南明电影院

年7月就职于新华电影院

年就职于群星电影院

年就职于贵阳电影院。9年，贵阳电影院、甘荫塘影剧场、云岩电影院等单位转制合并重组为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

年1月退休

张绍详

年13军38师炮兵团电影队

年10月就职于贵阳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6年4月退休

李善桥

年11月就职于贵阳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年退休

郑志明

年就职于清镇县电影三队

6年退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杜立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影业集团

联合推出

特别感谢贵州省电影家协会对本栏目的支持

本文来源：贵阳晚报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td/29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