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国家能走多远,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因
观点摘要：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用地方竞争的策略，较好解决了各层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最近五六年放弃这个目标后，如何给各级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抢人才原本是企业和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则问题不在于名称是混合制或其他什么，原则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在哪里？绝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是否由企业家控制。
●产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剩余控制权这么重要，是因为，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了资产怎么使用。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
●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才可以决定谁更好。在科技前沿领域，几乎可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赢。
人生没有如果，但对许成钢来讲，同一人生轨道，至少有两个身份可以切换——经济学家和工程师。
6月的夏日，他坐高铁回北京，去清华大学参加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的新书研讨会，讨论主题是后发国家转型的政治和经济路径。此前一天，他还在武汉，与武汉大学专家开展工程项目的合作，涉及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在与记者的闲谈中，除了经济和制度，他也关心智能推荐、自动驾驶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大数据分析能否促进经济学研究。在采访中，一提到芯片和计算机的历史，他如数家珍。
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许成钢的社会制度探索之路因为外力而遇到挫折，他完全可以在工程领域找到知音和热情。一旦条件许可，他会重回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由于父亲是科学史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译者，许成钢幼时梦想是成为工程师，从小学开始，他就自己设计收音机和简单的自动控制设备。文革的火热现实刺激他钻研马克思和《资本论》，形成的手稿《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让他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
迫于政治高压，他放弃了经济和社会探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电子工程以及英文。年，许成钢以初中学历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成为中国第一代做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年，经数量所和社科院推荐，他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Maskin）成了他的导师，而另一位导师科尔奈（JanosKornai）则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
年10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许成钢，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许成钢早期研究工作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他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
许成钢与马斯金合写的论文《软预算约束理论：从集中到市场》，把软预算约束从解释计划经济、转轨经济推广到解释市场经济，比如解释美国对储贷协会（SL）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救助；而在和黄海洲合作的论文《金融制度和东亚金融危机》中，他们认为，软预算约束也能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此外，许成钢还探讨过金融与司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为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本期“改革开放40周年·思想者”访谈中，我们邀请许成钢教授，借他的人生经验和理论洞察，俯瞰过去四十年的制度变迁，并以科幻作家的眼睛去展望未来图景。
回忆文革经历时，许成钢说，“在条件不许可时，我被迫做了工程。只要条件许可，我的热情依然在中国的制度变迁问题上。”
一、改革悬念：不用GDP考核后，如何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
界面新闻：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您和钱颖一教授，奖励理由是，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您能否简要谈谈几个基本概念，比如M型组织、U型组织，以及相应的不同激励机制，还有财政联邦制，以及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等。
许成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的工作。最早我和颖一从M型和U型组织的角度研究中苏经济改革对比的工作，始于年。那正是苏欧经济制度崩溃，大规模转轨刚刚开始的时期。我们最早的论文被邀请在年的欧洲经济学会转轨经济学的专场作为特邀报告，在年发表。后来我们与马斯金（EricMaskin，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工作发表于年；与罗兰（GerardRoland）合作的工作发表于年。我们的贡献在于，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中苏（包括东欧集团）转轨的差异制度对比。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原本是为了解释企业的组织结构，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教授。他在十几年前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我们的贡献是把这个概念，从解释企业扩展到解释国有制的经济，解释制度转轨。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里，所谓的M型，即Multidivisionalform，指的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子公司组成的公司。这是一种放权的组织形式，例如以利润中心、成本中心为子公司组织起来的企业。所谓U型，英文是Unitary，指的是以专门化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这是权力集中的企业。M型企业的放权组织方式，使得各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竞争。而高度专门化的U型组织里，由于各个部门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相互是互补关系，因此总部下面的各个部门之间不能是竞争关系。发达国家在最近一百年里，最大的企业基本都组织成这两类。
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讨论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自上而下、以中央部委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所有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都是按专门化组织的，中国早年也是，五十年代后期之后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在苏联式的制度下，几乎看不到地方和地方、部和部之间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的工作从国有经济的不同组织方式，解释了苏联和中国在改革中的重大差异。
利用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分析不同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包括我们发表于年的论文）。在这个工作中，为了分析的原因，我们大幅度简化了社会制度的大量其他问题。如此简化的好处是帮助得到清楚简单的结果。面对相对短期的问题，这是优点。但面对更长期的问题，在高度简化中，很多最重要问题都被简化掉了。为了把分析推广得更长远、更全面，我在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中，把中国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我认为，这是比M型组织更确切的描述。
界面新闻：M型组织和U型组织，可以引申到当前中国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吗？比如腾讯、华为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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