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地主挨整,有被遗漏的吗

我爷爷这个“老地主”的传奇。十二岁成亲，十五岁经商，育有一子四女，家境殷实，日伪时期被迫当过“保长”......这么多“黑料”，特殊时期应该被整得多惨？

是不是像《活着》里边的男主、或者“龙二”？你想多了。他没有被整过一天，甚至没有被大喇叭批判过名字，不仅如此，我父亲和我小姑姑都入了党，我父亲后来“官至”县文教局长。我们“地富”三代，没有一个人受政审的影响，高考、参加工作一路绿灯。直到后来我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看过许多描写那个时代的书籍，我不由得一阵阵脊背发凉！原本我和弟弟妹妹，也应该是被小伙伴唾弃，被丢砖头瓦片的“黑五类”，我的爷爷奶奶应该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扫大街，我的父母应该被单位清退回村当农民的。我们是何等幸运，估计全国也没有几个“地富”加日伪保长能这么全身而退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爷爷的人生智慧，而不是凑巧了的幸运。我的祖父生于年，生肖属猴，是家中长子，和他弟弟同时入私塾，但是祖父在读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对于诗书礼仪也算通达，祖父仁义厚道，也会持家守业的本事。对长辈孝顺，对兄弟宽和，对乡邻仁义，救济乡亲出手大方，邻人宗族发生矛盾纠葛常常请他来断是非，请他裁度，深得宗族信赖，三十多岁即被推举为同族族长。祖父不像他父辈那样苦干加“自虐”，到他掌家的时候，他从不下地，地里的草没过苗他也不管，正是除草追肥的时候，他和棋友们在当街树荫底下下棋。但是，不要以为他是游手好闲之辈，他是用脑子、用智慧赚钱养家，无论种田、经商，样样赚钱，一辈子没有赔过。祖父具有商业头脑，在县城订阅了报纸，买了十里八村第一辆自行车、收音机，每天进城取报纸，总能得到当时最新的资讯，处处发现商机。农业生产方面，他是本村第一个引进水稻、棉花、洋白薯的，这些都是年前我村没人种过的作物。祖父总是在最赚钱时候大量种植，卖出好价钱。等到大家都种了，他又改种其它的。年第一次育薯秧，一年就收入了大洋，许多跟随他的人家，也都赚了钱。当地红果丰收，但是经销困难，他就出去找售路，曾去天津、石家庄等地招商，把各地商人请到到红果下树现场收购，不仅自己便捷销售，村里乡亲们也搭便车都卖了好价钱。懂得科学，利用水利：年第一个在河边建水磨坊，花费银元元，为乡亲加工玉米、小麦，一斗收一升的劳务费，雇了长工住在磨坊。祖父明大义，能看透社会潮流，为解放战争做过贡献，如年，百姓为八路军纳粮，大批的谷子，他就把磨拆下，换上碾子，碾谷子，比水磨一天多加工二十石，还不收加工费，并和乡亲一起送到八路军驻地；年免费为邻村住的八路军三天三夜加工小麦。农民最珍爱的就是土地，有了钱一定要买地。

祖父在年买地30亩，至年间，买地17亩——加上祖辈已传来的50亩（兄弟分家各得50亩），到“土改前”已经近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个地方，土地上百亩的人家三里五乡也没几户，邻村有一个在清朝做过国子监的地主家，大约亩土地，已经就是极品了。妥妥的地主一枚。他怎么逃脱的呢？主要是他一直接济村里的穷人，到评定成分的时候，贫下中农代表给富人们划定成分，他们当然也是受过祖父周济的，一致同意给我家定为“中农”——清算的时候还有四五十亩地，居然能够“中农”！订报纸，听收音机，他的眼界比一般土财主宽广，大致了解社会的走向，他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洞悉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分他的财产时不抗拒，积极主动上交。我爷爷当“保长”其实是地下党安排的，允许他日伪和八路两边维持，表面不得罪任何一方，但是心要向着共产党。这件事太难了，伪军得不到正规军的粮饷，他们得去抢，让保长替他们榨取，老百姓也不愿意给，收起来可费劲了。这差事我爷爷凑合着干了六个月。后来（大约年）地下党组织穷人清算富人（二五减租），我们村比较穷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清算我爷爷的。“清算会”卡壳了。这时，当初硬压着爷爷当保长的那个人，说：当年你说给日伪收的粮食根本就没交过去，你们自己花了！我爷爷一看觉得来头不善，马上说：是，是，收的钱我花了，收的粮我吃了。你们要是可怜我的几个孩子，就给她们留下口粮食，都拿去也行。结果清算了一下，我家该退回石棒子（玉米）！石就是10斤——一个五口之家十年的口粮！家里的粮食全拿出来，还卖了一群羊、一群猪，还不够，又卖了几亩地。就是看似一件坏事，把财产交了出去，才有评为“中农”的一点资格，要是近百亩土地，穷人的村干部想保也保不了。祖父从年到去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得到善终，也庇护了儿孙。我理解，这是明智，不是狡猾。爷爷的智慧，恩泽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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