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柱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守护国宝捐赠国

年的春天，70多岁的侯国柱经过慎重考虑找到了老同学谢尔节的儿子谢佐教授。他郑重地打开了随身携带的一只人造革皮包，从里面拿出一卷古迹对谢佐说：“这是我多年珍藏的一件国宝，我想捐赠给国家！”

映入谢佐地眼帘地是一卷敦煌写经，有十几米长，质地坚韧，字迹秀丽，谢佐一看就知道这是上了年头的好东西。

看到经卷后，谢佐连忙搀扶着侯国柱老人，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一段尘封的往事随着老人的讲述，徐徐展开。

侯国柱是青海乐都人，抗战时在第八战区兰州五泉山工作。热爱文艺的他，在年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才从敦煌写生完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当时张大千谈到了敦煌的宝藏——壁画与文献，他说：“平生若能一睹敦煌的隋唐经卷写本的真迹，则死而无憾了。”虽是席间一句话，让侯国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别张大千后，侯国柱到了印度，机缘巧合下他偶然得知有个香港人打算出售一件敦煌经卷给英国人。侯国柱便坐不住了，如果真的是敦煌的经卷被卖掉，就意味着一件国宝流失海外。

侯国柱找到了急匆匆去找当地华侨王春生，他人脉广，想要托他赶紧阻止经卷卖出。没过多久，王春生就找到了那个名叫王仁的香港人，并向他说明了来意。但是，王仁却不肯与侯国柱见面。

于是，侯国柱恳请王春生从中斡旋，讲明敦煌经卷在国内已留存不多，千万不能再卖给外国人。在王春生的努力下，王仁终于答应以美元出售。

侯国柱因为从来没见过敦煌经卷，不知其真伪。为了甄别经卷的真伪，通过担保人担保，侯国柱先生带着经卷去找了当地知识渊博、在大英博物馆见过敦煌经卷的华侨马寿山。

马寿山一看见侯国柱手中的敦煌经卷就大呼“珍品”，这样侯国柱放心了，随后他找到王仁迅速给付了钱。为酬谢王春生，侯国柱还将随身携带的两条西藏江孜毛毯和一台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

这件敦煌经卷一直被侯国柱好好收藏。回国后，侯国柱的心里一直惦念着一件事，就是找个合适的机会，将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

直到80年代，侯国柱无意间看到《兰州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文物被盗的文章，又想起了自己多年收藏的敦煌经卷，他托人想着怎样才能将国宝捐出去，这才找到老同学谢尔节和他儿子谢佐。

年轻的谢佐听完当侯国柱老人的故事，被他曲折身世和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他一边联系了专家对侯国柱想要捐赠的敦煌经卷进行鉴定，得到鉴定结果为隋唐时期的敦煌写经后，谢佐又为这件国宝写了两封举荐信，一封作为《光明日报》的内参稿；一封托前来青海参加全国史诗研讨会的黄铁同志转给国家文物局。

在多方努力下，年国庆之际，侯国柱先生多年收藏的心血终于捐给了国家，收藏于青海省博物馆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件价值连城、富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东方明珠。

侯国柱先生捐献的敦煌经卷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这件国宝。

侯国柱捐赠的敦煌经卷名为《羯摩经》，写于隋或唐初时期，这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它是用34张宽25.2厘米至26.6厘米，长49.3厘米至49.5厘米的染黄纸相互连缀而成，全长共17米，书写了字，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专家是如何给这卷《羯摩经》断代的呢？其实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来判断。

一是材质。这卷《羯摩经》所用的染黄纸是隋末唐初的宫廷用纸，也就是说这件经卷是为了皇家而抄写的。但纸张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

二是书法风格。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书风。晋人尚逸、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卷其实是典型的隋唐时期的抄经体。

三是避讳字。古代避讳制度严格，所以基本作品都会遵循这个原则，这卷《羯摩经》并没有回避李世民的名讳，根据三个方面综合判断，专家认为这是一件隋唐时期的经卷。

那大家肯定还有一个疑问，怎样知道它是敦煌的呢？

其实现在的隋唐时期流传的书法作品不多，大多流传有序，而经卷普遍都出自敦煌，最关键的是敦煌经卷的一端曾装有红柳枝做成的卷轴。大家都知道红柳产于西北地区，因此这也为这卷《羯摩经》出自敦煌提供了实物证据。

我也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要去青海省博物馆去看看这件敦煌写经。因为写成这卷经卷需耗费数月或者数年，且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就十分不易。

而侯国柱老人为了防止国宝流失海外并将自己珍藏的国宝捐给国家这种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更加珍惜这件文物。同时这卷手抄本《羯摩经》，对研究佛教传入中国以及敦煌的历史变迁，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