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中国财富网
父母是经人介绍而结合的,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一种常态,自由恋爱反而是一种非常态,一般多在文化人中,而文化人当年只是极少数。不仅如此,连他们孩子的终身大事,也往往由父母一手包办。父亲与刘叔叔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我们家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小子,他们家有三个金枝玉叶的丫头,如果维持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状态,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家三个小子娶他们家三个丫头。我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或者自主意识,是上大学之后,又是在文化人中。而大弟弟的婚事还是我这个长兄包办的,当然双方家长以及街坊邻居都认为这桩婚姻包办得好,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由此可见,五十年代父母经人介绍再正常不过了。多年后,我才隐约知道,父亲之前有过一次婚姻,还是一个俄罗斯女人,两人有一对女儿,大女儿跟着女方,小女儿随了父亲,一直放在老家,跟着奶奶,直到“文革”期间才跟奶奶一起接到新疆。巧的是,父亲三十岁有了我,我三十岁有了闺女。
父母两家距离不过一公里。父亲三兄弟,大伯早就故去,三叔倒是见过。母亲是三个兄弟姊妹:大姨、母亲、小舅。大姨一生辛苦操劳,任劳任怨,想起她就想起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虽然画中人物是男性。母亲解放后上小学,小舅成为父母两家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同田聪明、郑保卫等一样。听母亲说,当年介绍人来家提亲,带着父亲的照片,母亲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当时去新疆,在许多人看来又冒险又可怕,今天有人提起边疆,不还是难免误解、无知或偏见嘛,乌鲁木齐的市民是不是还住在帐篷里,上学是不是骑马骑骆驼(我们小时候市区倒是常见骆驼,如同七十年代北京大街上常见马车),诸如此类。更何况当年新疆冬天奇寒无比,冻掉耳朵、冻掉鼻子虽然夸张,也并非无稽之谈。那时候,火车才通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再到乌鲁木齐得坐汽车颠簸几天,此一去真有羌管悠悠霜满地,万里投荒归无计的感觉了。所以,母亲当年颇有勇气和主见,若非如此,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东拉西扯了。
父母结合算得上相反相成的典型。母亲胆小怕事,父亲勇于任事;母亲脾气急躁,父亲性情温和;母亲自尊心强,不甘人后;父亲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母亲心思绵密百转千回,父亲大大咧咧直来直去;母亲小事很计较,父亲大事不糊涂……电视剧《父母爱情》一直颇受好评,我也断断续续看过几次。父母一辈子磕磕碰碰,恩恩爱爱,也像剧中人物,如母亲一辈子任性使性子,父亲从来都是让着顺着,而且还乐在其中。令人深有同感的是,剧中父母一辈子既大相径庭又不知不觉相向而行,乃至于双方在某个不确知的时间节点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反面:资本家出身的大小姐越来越像乡村老太太,而农家子弟解放军却越来越像归国华侨。最令人动情的是,少年夫妻老来伴,最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分难解,不辨你我。我的父亲母亲同样如此。剧中母亲突然得病,昏迷不醒,父亲守在病房十多天,一步也不肯离开,哪怕浑身发出馊味,儿女们想让去洗个澡再回来都不干。与此相似,父亲晚年几近瘫痪,一直是母亲照顾,吃饭、穿衣、大小便,都是母亲亲力亲为,请个护工都不干,怕他们手轻手重弄不好。父亲一向富态,晚年少说七八十公斤,而母亲娇小玲珑,白天黑夜多少次搬来弄去,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和劲头。每当把父亲伺候妥当后,她老人家就坐在沙发上,依偎在父亲身边,看上去既在小憩也在享受。
母亲年到新疆,年有了我,年有了大弟弟,年有了小弟弟。母亲身材矮小,一米五左右的个子,父亲也只是中等身材,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零上下,大弟弟的千金还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模特。这主要得益于新疆的水土,新疆人大多人高马大。母亲来到后,组织上就安排了工作,在乌鲁木齐酿酒厂当工人。“酿”字对孩子来说属于生僻字,而我们从小就熟悉,虽然不明白啥意思。当年,父亲的工资加上边疆补贴有差不多元,母亲70多元,加起来二百多元。我后来在内地下乡时,当地有位老红军、老领导,工资最高,大概六七十元,县委书记只有五六十元。所以,我们家小日子开始算比较滋润。当年流行“三转一响”,也就是四个家庭大件,“三转”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因为都有转的部件,“一响”是收音机。我家有三转,没有一响。
父亲很早就有一块英纳格手表,属于家里最贵重的物品。一次,大弟弟生病打针,又哭又闹,拳打脚踢,父母软硬兼施对付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手表弄丢了。此事非同小可,母亲回来不吃不喝,自己倒卧“病”在床了。好在当年风清气正,人人学习雷锋好榜样,很快就有人拾到手表,交到了商业厅门卫,门卫有专门的失物招领橱窗。自行车是给母亲上班用的。生我的时候,母亲休完产假上班,每天几次从厂里小跑着回来喂奶。有了自行车,自然方便多了。小学一二年级时,每次母亲下班回来,我都迎上去,接过自行车,推着到家。后来又在院子里推来推去,有一天忍不住登上去滑行两步,兴奋不已。继而越滑越远,后来索性到马路上,顺着下坡滑行,更是觉得刺激。再下来,试着把小腿从车梁下斜伸过去,登着车走。最后终于跨过横梁,左一歪,右一歪地骑行了。一次为了逞能,在小学操场大撒把,还得意忘形骑得飞快,结果前轮撞上一个小石子,顿时人仰车翻,身上多处严重挫伤。现在,自行车已经算不得什么,不管大小,几乎人人会骑,而自行车还是“三转一响”的稀罕物时,骑车也成为一种技艺,对孩子来说则更如一种好玩的游戏。
我家缝纫机是飞人牌,一个小人长着两个小翅膀,属于母亲的专用品,一家老小,春夏秋冬,里外衣物,多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范敬宜院长一辈子记得小学教员的母亲,夜夜在灯下批改作业的情景,我一辈子忘不了母亲灯下缝缝补补辛苦劬劳的样子。每次半夜醒来,往往看见母亲不是踩着缝纫机,就是做着手工活。慈母手中线,父子身上衣啊。
家里为什么没有收音机呢?想来,一是收音机在五六十年代,还属于高档奢侈品而非日用品,家属院十几户人家好像只有两三家有收音机。二来那时候的收音机都是电子管,精贵得很,直到“文革”中后期,价廉物美的晶体管收音机才逐渐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百姓家。最后最关键的,可能还在于收音机是那个年代的高档文化品,相当于今天的家庭影院,对父母来说也可有可无,在繁忙劳累之余,父亲读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母亲看看《红楼梦》,节假日一家人看看电影、逛逛公园等,已经足以满足日常文化与休闲娱乐的需求了。我们家属院约有两三台收音机,由于家家户户一般都敞着门户——除了冬天,故私家的收音机也如各家共享的小喇叭,《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便成为我们儿时的音乐记忆。
父母工资尽管不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无奈需要扶持的人口众多。母亲去新疆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老家更以“信阳事件”震动一时。若不是父母亲的接济,外公等亲人就很难说了。后来,舅舅在县城上高中,又考上河南大学——当时改为开封师范学院,也靠父母亲每月周济。周日,一家人去公园,看电影,大快朵颐,还有漂亮新衣服。新衣服首先紧着老大,穿小了,穿旧了,再缝缝补补给老二。当年特别喜欢一件大衣,是用父亲战斗中缴获的一件国军呢子大衣,改成我们兄弟的两件小大衣,而五个金灿灿的铜扣就缝在我的这件上。黄呢子大衣配上黄扣子很神气,我们兄弟俩还有一张童年合影,穿的就是这两件小大衣。
(本文节选自《清园闲墨:新闻与人生的交响》)
《清园闲墨:新闻与人生的交响》
李彬著
ISBN:-7---1
新华出版社年4月
定价:.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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