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中国财富网

父母是经人介绍而结合的，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一种常态，自由恋爱反而是一种非常态，一般多在文化人中，而文化人当年只是极少数。不仅如此，连他们孩子的终身大事，也往往由父母一手包办。父亲与刘叔叔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我们家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小子，他们家有三个金枝玉叶的丫头，如果维持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状态，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家三个小子娶他们家三个丫头。我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或者自主意识，是上大学之后，又是在文化人中。而大弟弟的婚事还是我这个长兄包办的，当然双方家长以及街坊邻居都认为这桩婚姻包办得好，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由此可见，五十年代父母经人介绍再正常不过了。多年后，我才隐约知道，父亲之前有过一次婚姻，还是一个俄罗斯女人，两人有一对女儿，大女儿跟着女方，小女儿随了父亲，一直放在老家，跟着奶奶，直到“文革”期间才跟奶奶一起接到新疆。巧的是，父亲三十岁有了我，我三十岁有了闺女。

父母两家距离不过一公里。父亲三兄弟，大伯早就故去，三叔倒是见过。母亲是三个兄弟姊妹：大姨、母亲、小舅。大姨一生辛苦操劳，任劳任怨，想起她就想起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虽然画中人物是男性。母亲解放后上小学，小舅成为父母两家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同田聪明、郑保卫等一样。听母亲说，当年介绍人来家提亲，带着父亲的照片，母亲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当时去新疆，在许多人看来又冒险又可怕，今天有人提起边疆，不还是难免误解、无知或偏见嘛，乌鲁木齐的市民是不是还住在帐篷里，上学是不是骑马骑骆驼（我们小时候市区倒是常见骆驼，如同七十年代北京大街上常见马车），诸如此类。更何况当年新疆冬天奇寒无比，冻掉耳朵、冻掉鼻子虽然夸张，也并非无稽之谈。那时候，火车才通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再到乌鲁木齐得坐汽车颠簸几天，此一去真有羌管悠悠霜满地，万里投荒归无计的感觉了。所以，母亲当年颇有勇气和主见，若非如此，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东拉西扯了。

父母结合算得上相反相成的典型。母亲胆小怕事，父亲勇于任事；母亲脾气急躁，父亲性情温和；母亲自尊心强，不甘人后；父亲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母亲心思绵密百转千回，父亲大大咧咧直来直去；母亲小事很计较，父亲大事不糊涂……电视剧《父母爱情》一直颇受好评，我也断断续续看过几次。父母一辈子磕磕碰碰，恩恩爱爱，也像剧中人物，如母亲一辈子任性使性子，父亲从来都是让着顺着，而且还乐在其中。令人深有同感的是，剧中父母一辈子既大相径庭又不知不觉相向而行，乃至于双方在某个不确知的时间节点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反面：资本家出身的大小姐越来越像乡村老太太，而农家子弟解放军却越来越像归国华侨。最令人动情的是，少年夫妻老来伴，最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分难解，不辨你我。我的父亲母亲同样如此。剧中母亲突然得病，昏迷不醒，父亲守在病房十多天，一步也不肯离开，哪怕浑身发出馊味，儿女们想让去洗个澡再回来都不干。与此相似，父亲晚年几近瘫痪，一直是母亲照顾，吃饭、穿衣、大小便，都是母亲亲力亲为，请个护工都不干，怕他们手轻手重弄不好。父亲一向富态，晚年少说七八十公斤，而母亲娇小玲珑，白天黑夜多少次搬来弄去，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和劲头。每当把父亲伺候妥当后，她老人家就坐在沙发上，依偎在父亲身边，看上去既在小憩也在享受。

母亲年到新疆，年有了我，年有了大弟弟，年有了小弟弟。母亲身材矮小，一米五左右的个子，父亲也只是中等身材，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零上下，大弟弟的千金还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模特。这主要得益于新疆的水土，新疆人大多人高马大。母亲来到后，组织上就安排了工作，在乌鲁木齐酿酒厂当工人。“酿”字对孩子来说属于生僻字，而我们从小就熟悉，虽然不明白啥意思。当年，父亲的工资加上边疆补贴有差不多元，母亲70多元，加起来二百多元。我后来在内地下乡时，当地有位老红军、老领导，工资最高，大概六七十元，县委书记只有五六十元。所以，我们家小日子开始算比较滋润。当年流行“三转一响”，也就是四个家庭大件，“三转”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因为都有转的部件，“一响”是收音机。我家有三转，没有一响。

父亲很早就有一块英纳格手表，属于家里最贵重的物品。一次，大弟弟生病打针，又哭又闹，拳打脚踢，父母软硬兼施对付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手表弄丢了。此事非同小可，母亲回来不吃不喝，自己倒卧“病”在床了。好在当年风清气正，人人学习雷锋好榜样，很快就有人拾到手表，交到了商业厅门卫，门卫有专门的失物招领橱窗。自行车是给母亲上班用的。生我的时候，母亲休完产假上班，每天几次从厂里小跑着回来喂奶。有了自行车，自然方便多了。小学一二年级时，每次母亲下班回来，我都迎上去，接过自行车，推着到家。后来又在院子里推来推去，有一天忍不住登上去滑行两步，兴奋不已。继而越滑越远，后来索性到马路上，顺着下坡滑行，更是觉得刺激。再下来，试着把小腿从车梁下斜伸过去，登着车走。最后终于跨过横梁，左一歪，右一歪地骑行了。一次为了逞能，在小学操场大撒把，还得意忘形骑得飞快，结果前轮撞上一个小石子，顿时人仰车翻，身上多处严重挫伤。现在，自行车已经算不得什么，不管大小，几乎人人会骑，而自行车还是“三转一响”的稀罕物时，骑车也成为一种技艺，对孩子来说则更如一种好玩的游戏。

我家缝纫机是飞人牌，一个小人长着两个小翅膀，属于母亲的专用品，一家老小，春夏秋冬，里外衣物，多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范敬宜院长一辈子记得小学教员的母亲，夜夜在灯下批改作业的情景，我一辈子忘不了母亲灯下缝缝补补辛苦劬劳的样子。每次半夜醒来，往往看见母亲不是踩着缝纫机，就是做着手工活。慈母手中线，父子身上衣啊。

家里为什么没有收音机呢？想来，一是收音机在五六十年代，还属于高档奢侈品而非日用品，家属院十几户人家好像只有两三家有收音机。二来那时候的收音机都是电子管，精贵得很，直到“文革”中后期，价廉物美的晶体管收音机才逐渐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百姓家。最后最关键的，可能还在于收音机是那个年代的高档文化品，相当于今天的家庭影院，对父母来说也可有可无，在繁忙劳累之余，父亲读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母亲看看《红楼梦》，节假日一家人看看电影、逛逛公园等，已经足以满足日常文化与休闲娱乐的需求了。我们家属院约有两三台收音机，由于家家户户一般都敞着门户——除了冬天，故私家的收音机也如各家共享的小喇叭，《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便成为我们儿时的音乐记忆。

父母工资尽管不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无奈需要扶持的人口众多。母亲去新疆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老家更以“信阳事件”震动一时。若不是父母亲的接济，外公等亲人就很难说了。后来，舅舅在县城上高中，又考上河南大学——当时改为开封师范学院，也靠父母亲每月周济。周日，一家人去公园，看电影，大快朵颐，还有漂亮新衣服。新衣服首先紧着老大，穿小了，穿旧了，再缝缝补补给老二。当年特别喜欢一件大衣，是用父亲战斗中缴获的一件国军呢子大衣，改成我们兄弟的两件小大衣，而五个金灿灿的铜扣就缝在我的这件上。黄呢子大衣配上黄扣子很神气，我们兄弟俩还有一张童年合影，穿的就是这两件小大衣。

（本文节选自《清园闲墨：新闻与人生的交响》）

《清园闲墨：新闻与人生的交响》

李彬著

ISBN：-7---1

新华出版社年4月

定价：．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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